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2018年09期 由中国艾滋病防治国际合作项目所想    PDF     文章点击量:103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2018年09期
中华医学会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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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信息

孙江平 单多
SunJiangping,ShanDuo
由中国艾滋病防治国际合作项目所想
Thought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rograms of HIV/AIDS in China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2018,52(9)
http://dx.doi.org/10.3760/cma.j.issn.0253-9624.2018.09.001

文章历史

投稿日期: 2018-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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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艾滋病防治国际合作项目所想
孙江平 单多     
孙江平 102206 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
单多 102206 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
摘要:
关键词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防治;项目
Thought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rograms of HIV/AIDS in China
SunJiangping,ShanDuo     
National Center for AIDS/STD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Beijing 102206,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Sun Jiangping, Email: jp-sun1@live.cn
Abstract:
Key words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Prevention and control;Program
全文

今年是中华预防医学杂志(以下简称杂志)创刊65周年。65年的成长,杂志历经坎坷,与时代共命运。65年的业绩,灌注着几代公共卫生人的心血;65年的风采,描绘了我国公共卫生事业走向成熟的历史画卷。我国艾滋病防治在这辉煌的历史画卷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杂志以科学论著等形式佐证了我国艾滋病防治从零开始到成绩斐然的历史过程。从2008年开始,杂志以重点号的形式,连续10年刊登艾滋病防治的论著,展示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科技进展[1]
        中国艾滋病防治国际合作项目起始于1988年。基于在全球范围内监测艾滋病疫情的策略,WHO于当年资助中国政府50万美元用于支持中国在8个省份开展疫情监测工作。项目主要内容是购买检测设备,培训检测技术人员。这一项目拉开了中国艾滋病防治国际合作项目工作的序幕。
        自1989年始,随着中国艾滋病疫情的不断加重,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中原地区地下采血浆导致艾滋病感染的事件被披露以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技术援助和资金支持持续增加。直至2013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及大多数项目周期的结束,我国的艾滋病国际合作项目基本告一段落,前后历时25年。据不完全统计,1988—2013年,在我国主要艾滋病防治国际合作项目有344个,涉及多边国际组织、双边政府、国际非政府组织及基金会有40多个,投入艾滋病防治总经费约为54.31亿元人民币[2,3]。规模与影响较大的项目包括:WHO在全国范围内的艾滋病规划与监测项目和在4个省份试点开展的"100%安全套"推广项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多领域开展的领导力开发和宣传教育及行为干预试点项目;欧盟在31个省份开展的防治性病与艾滋病培训研究试点项目;英国国际发展署支持云南、四川省以省为单位开展综合防治策略项目和覆盖20个部委、12个省份的中英艾滋病策略支持项目;澳大利亚政府支持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开展部门艾滋病防治能力建设,高危人群行为改变,感染者关怀服务项目,和在云南省开展湄公河跨境艾滋病防治项目;世界银行支持四省开展的综合试点项目;覆盖全国大多数地区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的社区关怀项目;在15个城市开展高危行为干预、策略创新及致力于中国非政府组织管理能力提高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支持项目;以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开展社区治疗关怀为主的综合防治艾滋病的"中国-默克"合作项目;以及堪称经费支持力度最大的"全球基金艾滋病综合防治项目"(约3.24亿美元)等。
        漫漫25年,国际合作项目工作一直是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除了弥补了国家早期投入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资金不足外,国际合作项目还通过领导力开发、政策倡导等,促进了政府的政治承诺和行动,并推进了我国艾滋病防治政策法规体系和多部门合作工作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促进了监测和检测工作的规范化开展;在药品降价、技术引进、人员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加快了我国开展免费抗病毒治疗的进程;在行为干预方面,国际合作项目引进国际最佳实践,通过先试点后推广的模式,逐步使之根植于中国土壤,成为国家防治策略。另外,国际社会十分注重社会组织在艾滋病防治中的作用,通过项目积极推动中国的社会组织的发展。仅2005—2009年全球基金、中盖艾滋病项目等主要国际合作项目支持社会组织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经费就高达8 024万元人民币[4]。通过国际合作项目在中国的顺利实施,中国政府提高了在艾滋病防治领域的国际形象。
        虽然我国国际合作项目目前已基本结束,但是项目带来的国际艾滋病防治理念和最佳实践依然影响着我国的疾病防治工作,甚至还在更大的范围内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价值观念。这是因为艾滋病是一个社会问题,艾滋病的防治必然会给社会道德和价值观念带来冲击[5]
        众所周知,艾滋病多是通过易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行为感染的,如吸毒、卖淫嫖娼、多性伴以及同性性行为等等,其中通过危险性行为是主要的传播途径。要遏制艾滋病的流行就要改变这些危险行为的习惯,改变这些行为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人的行为习惯具有明显的社会属性。性行为是人们诸多社会行为中最具有文化和道德烙印的,受到法律和社会道德的双重约束。不同的文化背景和道德体系,给性行为涂抹了多彩的外衣。主流社会对性行为有着主流道德观和价值观,这是大多数人认可并遵守的。但在社会边缘人群中,他们对性行为有着自己的诠释,属于次流或小众道德观或价值观。主流的道德和价值观在小众里并不会全部得到认可。同样,在小群体里能够容忍或放任的随意性行为,也会在主流社会受到约束或谴责。比如在男男同性性行为者的圈子里,安全套使用率较低,艾滋病感染率较高,不能不说与这个圈子里的行为习惯和圈子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即使在主流社会,信仰缺失、道德滑坡时会加剧人们对物欲的追逐,对感官欲望的放纵,都会加大艾滋病传播的风险。
        面对"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无奈,国际社会提出了"减少危害策略"。其主要内容是在宣传教育的同时,向静脉吸毒者提供清洁的针具、提供美沙酮替代治疗,向暗娼和嫖客,以及男男性行为者提供使用安全套的便利。有人担心这些措施会助长吸毒、卖淫等危险行为,与现行的法律和社会道德相冲突。实际上,易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行为在短时间内是难以完全消除的,采取标本兼治,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做法来遏制艾滋病是无奈之举,也是明智的。在这些边缘人群不能改变吸毒、卖淫的行为时,帮助他们改变行为以减少他们感染艾滋病病毒后带来的危害,即遵循了基本人权的伦理原则,又保护了边缘或易感人群的健康,从而也保护了大众人群的健康。
        由于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的不同,这些国际防治艾滋病的理念和最佳实践在引入之初,还是受到了一些质疑的。人们可能会对这样的项目措施产生道德或法律方面的疑惑,对这些行为的宽容是否会处于对违法行为(吸毒、卖淫)不采取依法惩罚的尴尬境地。举例来说,是否应该学习国际最佳实践,对阿片类吸毒者进行美沙酮维持治疗,以达到防治艾滋病的目的,就遭遇了这样的尴尬。面对这样的困惑,项目采取"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方式,学习和借鉴国际经验和理念,加强卫生、公安、药监等有关部门协调与沟通,进而形成了多部门共识,于2003年2月由卫生部、公安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下发《海洛因成瘾者社区药物维持治疗试点工作暂行方案》,其后首先在5个省份建立了8个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开启了国内美沙酮维持治疗的先河。截至2017年,我国共有美沙酮治疗门诊760多所,在治人数近16万人。
        2000—2001年,为积极推广使用安全套的策略,WHO项目、世界银行卫生项目在中国多个城市试点,在娱乐场所开展安全套推广项目。同样地,该项目的内容触碰了一些民众的道德底线,引发了些许质疑之声,更有个别媒体出面呼吁抵制。随着项目试点的不断推进,不同道德观和价值观之间的碰撞逐渐变得相互理解和宽容。现在推广使用安全套已成为预防艾滋病的国策。
        易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行为多发生在处于社会边缘的小团体里。鉴于行为的社会属性,当一个人要在小团体生存下去时,他要遵循这个团体特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利用高危人群小团体的同伴影响力来迫使他改变易于感染艾滋病的行为习惯,就是常说的"同伴教育"。艾滋病防治实践中,同伴教育的有效性得到了普遍的认可。所以国际合作项目积极扶植和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为其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提供经费和技术支持。在国际合作项目的支持下,我国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基层社会组织数量显著增多,其能力也有所增强,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目标人群加入到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关于社会组织开展的艾滋病防治活动数量,2006年为5 255个,2007年为13 225个,所开展的项目数上千个,获得的资金支持超过了1 200万元人民币。仅在2007年项目活动中,所参与的各种民间小组超过200个。
        25年来,国际合作项目的实施为我国带来了国际上先进的防治理念和最佳实践,诸如以监测为切入点、早发现、合理检测、提高治疗与关怀的普及性、有效防止二代传播、发现即治疗等等,并在推动国际最佳实践策略本土化,探索、推广和落实有效的艾滋病防治措施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并继续发挥着作用。2015年,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米歇尔·西迪贝对新华社记者表示,过去15年,中国是全球遏制艾滋病流行趋势的成功典范。
        时至今日,我们感知到,中国社会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已经发生一些变化,人们对易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行为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宽容,逐渐形成了有利于艾滋病防治相对宽松的人文社会环境。这些理解和宽容已渗透到了道德和价值观,与其他科技进步等因素共同作用,使得国家一些政策法规发生了改变。我们不难想象,若干年后,当艾滋病的流行被遏制后,人们对社会边缘人群的道德价值观将会有更多的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对人权的理解会更宽泛,这就是艾滋病防治带来的深层次的社会改变。这一过程是缓慢渐变的,但其意义是深远的,促使我们会更快更好地与世界和谐共存。

参考文献
[1]孙江平.写在艾滋病防治重点号推出十年之际[J].中华预防医学杂志,2017, 51(11): 961-962. DOI: 10.3760/cma.j.issn.0253-9624.2017.11.001.
[2]李慧,薛珲,刘惠,等.艾滋病防治国际合作项目资源配置分析[J]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2008, 42(12): 888-891.
[3]SunJ, LiuH, LiH, et al. Contribution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rojects to the HIV/AIDS response in China[J]. Int J Epidemiol, 2010,39Suppl 2:ii14-20. DOI: 10.1093/ije/dyq208.
[4]张宁,武沐.十年来社会组织(NGOs)参与防治艾滋病研究述评[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1(2):53-58. DOI: 10.3969/j.issn.1009-2447.2011.02.012.
[5]孙江平.充分认识艾滋病防治的长期性和复杂性[J].中华预防医学杂志,2008,42(12):859-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