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2018年12期 室内空气污染疾病负担研究方法介绍    PDF     文章点击量:176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2018年12期
中华医学会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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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欢 陈仁杰 阚海东 刘炜 邓芙蓉 李景广 张寅平 陆一涵 赵卓慧
GaoXuehuan,ChenRenjie,KanHaidong,LiuWei,DengFurong,LiJingguang,ZhangYinping,LuYihan,ZhaoZhuohui
室内空气污染疾病负担研究方法介绍
Review on methods in the disease burden assessment attributable to household air pollution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2018,52(12)
http://dx.doi.org/10.3760/cma.j.issn.0253-9624.2018.1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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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日期: 2018-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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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空气污染疾病负担研究方法介绍
高学欢 陈仁杰 阚海东 刘炜 邓芙蓉 李景广 张寅平 陆一涵 赵卓慧     
高学欢 200032 上海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
陈仁杰 200032 上海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
阚海东 200032 上海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
刘炜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科学系
邓芙蓉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李景广 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张寅平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科学系
陆一涵 200032 上海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
赵卓慧 200032 上海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
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现代人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室内空气污染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污染时期已经到来。现有数据表明,目前我国成年人每天室内活动时间平均占全天81%,室内空气污染与人群健康关系密切。我国当前的室内空气污染研究更多关注了污染物本身浓度水平及其毒理学效应,并未充分评估室内空气污染物造成的人群疾病负担。本文介绍目前国外开展的几项经典的室内空气污染物所致疾病负担的研究案例,例如欧洲六国九大室内危险因素的环境负担评价、美国住宅环境慢性健康影响评价以及全球疾病负担空气污染评价,并总结了我国目前的室内环境疾病负担的研究现状,旨在为进一步推动并完善我国的室内空气质量标准及体系,逐步建立基于室内空气污染疾病负担排序的室内污染控制的优先次序,从而为更好地保护人群健康提供科学参考和依据。
关键词 :空气污染,室内;空气污染;疾病负担;伤残调整寿命年
Review on methods in the disease burden assessment attributable to household air pollution
GaoXuehuan,ChenRenjie,KanHaidong,LiuWei,DengFurong,LiJingguang,ZhangYinping,LuYihan,ZhaoZhuohui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Fudan University/Key Laboratory of Public Health Safety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Key Laboratory of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Shanghai 200032,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Zhao Zhuohui, Email: zhzhao@fudan.edu.cn
Abstract:In the past decades, people's work and life styles have dramatically changed during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A national survey reported that Chinese adults spend an average of 81% of daily time in indoor environment. Exposure to indoor air pollution plays key roles for human health but is likely to be neglected due on the relatively lower concentration levels and lower awareness among common people. Till now, published studies focus more on the pollution levels or the toxicological effects of indoor air pollutants but there is a lack of disease burden assessment attributable to indoor air pollution. In this review, several international studies were introduced on the disease burden estimation attributable to indoor air pollution, as well as the estimation method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national study was also reviewed. The strength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representative international studies were discussed. This review is helpful in providing data to guide the research on disease burden assessment attributable to indoor air pollution in China, and further helps to prioritize the indoor air pollution control based on disease burden ranking among pollutants and motivate public policies to protect the public health.
Key words :Air pollution, indoor;Air pollution;Disease burden;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
全文

空气污染所带来的健康问题已经逐渐被人们所认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现代人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室内场所成为人群主要活动场所。根据"中国人群环境暴露行为模式研究",我国成年人平均室内活动时间为19.45 h/d,约占全天时间的81%[1]。建筑类型、建筑/装修材料、家具以及燃料类型等均是导致室内空气污染物超标的主要原因,且不同类型的空气污染物可能发生二次反应,造成二次污染。总体来讲,室内空气污染物对人体健康效应的影响具有低浓度、累积性、长期性及隐蔽性等特征。
        当前,我国不少研究仍然以室外大气污染为主,这与目前政府和民众的关注以及室外大气污染更易被感知有关。西方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伦敦烟雾事件等一系列的空气污染问题相继出现,且室外空气污染影响着室内空气质量,当时最为关注的室外来源的室内污染物主要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臭氧以及颗粒物等。但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空气污染所造成的人群疾病负担位于前列[2,3,4,5]。1979年,WHO首次发布室内空气污染造成可能的不良健康影响声明。19世纪80年代,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发布关于"室内污染物"的报告,美国环保局设立室内空气质量标准,1990年启动了全球疾病负担研究项目,室内空气污染尤其是室内固体燃料所致的疾病负担问题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世界上大约一半的人,其家用炉灶仍用粪便、木材、农业残留物(小麦、水稻、玉米等农作植物在收获季节籽实后除去可食用部分外的地上植物部分,包括作物秸秆、叶子等部分)[6]和煤炭等固体燃料,这些燃料会排出大量的污染物,包括可吸入颗粒、一氧化碳、有毒有机化合物,如苯、甲醛和1,3-丁二烯,以及多环芳烃类化合物,如苯并芘[7]等。目前,室内空气污染研究的关注重点在于室内PM2.5、有机污染物质以及室内固体燃料。
        与国外相比,我国的室内空气污染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室内空气污染研究主要关注室内燃煤等固体燃料燃烧所带来的健康问题。云南宣威室内燃煤空气污染与肺癌的研究是我国较早的室内空气污染与健康效应的人群研究。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住宅环境不断改善,室内空气污染研究重心转移到由建筑类型及装饰材料等所带来的健康问题。此后,我国先后制定了《室内空气质量检测标准》(GB/T 606-1988)、《室内装饰装修材料空气质量检测标准》(GB/T 2973-1995)以及《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2002)等相关法规[8,9]。目前,我国室内空气污染研究主要集中在室内污染物的检测、污染源的控制、建筑物综合征、建筑内环境空气质量的数学模拟预测技术、室内空气净化技术等方面,但针对室内空气污染的健康效应,尤其是以疾病负担评估为主要目标的研究相对较少。
        本文主要介绍当前国际开展的三个典型的室内空气污染物疾病负担评估的案例,包括WHO的欧洲环境疾病负担项目(The Environmental Burden of Disease in European countries,EBoDE)、美国住宅室内空气污染慢性健康影响的评估项目及全球疾病负担项目中的室内空气污染物的评估,并总结了我国当前的室内空气污染疾病负担的研究现况。本文旨在了解目前国内外室内空气污染疾病负担的研究进展,为推动我国室内空气质量标准的优化,以及室内空气污染物控制措施优先次序的制定提供参考和依据。

一、WHO开展的空气污染物疾病负担评估——EBoDE  EBoDE于2009年WHO会议上所发起,由比利时、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以及荷兰六个国家所承担。该项目旨在基于欧洲情况下,为欧洲六国提供统一的环境空气污染物疾病负担评估方法,比较各国间、各空气污染物间环境疾病负担,并确定主要室内空气污染物的危害顺序。
        环境疾病负担(environmental burden of disease, EBD)评估方法主要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室内环境危险因素的确定、健康终点的确定以及暴露-效应关系的确定。环境危险因素的公共卫生影响、人群的高健康风险、政策或公众关注的焦点污染物以及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这四方面构成室内危险因素的筛选准则,且室内危险因素的筛选受到环境危险因素的暴露数据、暴露-效应关系以及相关基线健康统计数据可及性的限制,最终该项目确定九大主要室内危险因素,即苯、二英、二手烟、甲醛、铅、噪声、臭氧、PM2.5和氡。健康效应终点基于第十版的国际疾病分类标准(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10,ICD-10)确立,且各危险因素所致的健康效应进一步由WHO既往研究的结果或相应指南所证实。危险因素的暴露与健康效应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所引起的健康效应是否能提供疾病负担评估的充足数据以及目前是否存在可用的相关疾病负担数据或暴露-效应关系均限制健康效应终点的选择。暴露-效应关系则由相应危险因素的Meta分析、WHO指南等共同确立。
        九大室内危险因素的疾病负担评估公式则由每对暴露-结局的暴露-效应关系的类型(基于环境流行病学的相对危险度RR值或基于毒理学或职业卫生数据的单位风险值UR)和相应健康效应终点的WHO基线疾病负担估计值所确定,具体如下[10]:(1)针对具备暴露反应-关系参数和WHO或国家疾病负担的数据,计算公式为EBD=PAF×BD,基于RR值而言,其PAF=[p×(RR-1)]/[p×(RR-1)+1];(2)基于UR值而言,PAF=AC/IAC=E×UR×P;(3)针对缺少暴露-反应关系参数和WHO或国家疾病负担的数据:EBD=ac×dw×l;其中p为总人群的暴露比例;ac为归因于该危险因素的病例数;e为暴露水平;p为暴露人群数;dw为伤残权重;l为因疾病所致伤残的年数或生命损失年数;EBD为环境疾病负担。
        EBoDE项目计算出欧洲六国2004年这九大主要室内污染因素所致的疾病负担值。研究结果表明,PM2.5为首要的空气污染物质,占比68%,每百万人的伤残调整寿命损失年伤残调整寿命年(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DALY)达4 500至10 000;其次为二手烟与噪声,各自占比8%,两者每百万人的伤残调整寿命损失年分别为600至1 200和400至1 500;氡占比7%,每百万人的伤残调整寿命损失年达到450至1 100。其余室内危险因素的占比均不到5%,所造成的每百万人的伤残调整寿命损失年数均不到1 000[10]
        EBoDE项目的评估结果极大程度上取决于所选择的暴露数据库,因此数据的不确定性为该项目的主要局限。数据的不确定性来源包括暴露度量的选择、健康效应的选择、暴露-效应关系的可信区间、所选取危险因素的阈值、DALY的贴现问题、年龄加权问题以及疾病健康效应的时间滞后因素均可影响该项目的疾病负担评估。该研究计算并比较了3种模型下的室内9大危险因素的疾病负担结果,即非贴现非年龄加权无滞后效应的疾病负担估计值、WHO标准的贴现年龄加权无滞后效应的疾病负担估计值以及贴现年龄加权存在滞后效应的疾病负担估计值。虽然三种模型下的主要室内危险因素的DLAY值上存在差异,但各危险因素危害控制排序保持一致。因此,EBoDE项目可以用于制定欧洲六国室内空气污染物的标准、评估室内空气污染物的健康风险、识别易感人群和评估暴露减少所带来的健康潜在效益等。

二、美国住宅空气污染物的慢性健康影响评估  多数美国家庭室内空气污染物的浓度已经超过国家公布的标准浓度。美国人平均每天有70%的时间都处在住宅环境中[11]。自1999年以来,美国环保局公开发布一系列室外空气污染的慢性健康效应、办公场所可吸入污染物清单等国家数据,但目前所知的空气污染物多是1970或1990年清洁空气法案中所规定的标准污染物,均未考虑疾病发病率及疾病严重程度的影响。该评估案例结合疾病发病率与DALY健康效应模型,从而评估长期吸入住宅室内空气污染物所引起的人均健康成本。
        该项目的人均暴露浓度资料来自于Logue等的研究结果[12],总结了美国地区以及其他国家77个住宅空气污染物浓度的研究报告,囊括267种化学空气污染物,但排除了霉菌、过敏原等生物性污染物。充分考虑毒理学以及流行病学资料的影响,该项目最终选取了70种空气污染物,且评估其对人体慢性健康影响[13]
        住宅内可吸入性空气污染物所致的健康效应(年效应)是以住宅室内总的吸入量作为非住宅环境中吸入量的增量部分为基础,即人均暴露浓度的室内空气吸入量与不包含相应空气污染物的室内空气的理论吸入量的相对比值。在DALY的背景下,该项目引入了某特定疾病发病率下所损失的DALY这一指标,表明DALY损失量可以被除疾病以外的其他原因所影响。某污染物的疾病负担等同于各疾病的DALY损失值与疾病发生率的乘积之和,公式如下:
        DALY=(?DALY/?disease incidence)×I
        ?DALYs/?disease incidence为某疾病发病率下损失的总伤残调整寿命的调整因子;I为疾病发病率;该评估案例采用了两种方式即摄入量-发病率-DALY方法(intake-incidence-DALY, IND)和摄入量-DALY方法(intake-DALY, ID)估计暴露浓度下的DALY损失值。IND方法中空气污染物的浓度-效应关系决定其疾病的发生率。每位美国人平均70%的时间处在住宅环境中[11],因此ΔCexposure=0.7Cindoors。ID方法则直接由室内浓度推导所得出,若考虑其疾病终点是否为癌症,则用相应的调整因子修正,继而得出总的DALY值。两种方式的具体公式见表1

表1美国住宅空气污染物的慢性健康影响评估计算公式
对于臭氧、PM2.5、二氧化氮、二氧化硫及一氧化碳常规标准污染物而言,多采用IND方法;对于非常规标准污染物而言,多采用ID方法。二种方法相比较而言,IND方法减少了结果外推的不稳定性,因此更为准确。
        该评估案例给出所选取的室内空气污染物所致DALY损失的中心估计值,即每年每百万人的DALY年达到1 100。根据所选取的样本结果来看,PM2.5为主要的空气污染物质,与DALY损失关联性最大,其次为丙烯醛、甲醛,分别占样本总量的16%和4%,三者占总DALY损失的80%[14]。长期暴露于美国住宅室内的PM2.5、丙烯醛以及甲醛是影响人群慢性健康的主要污染物质,其所引起的DALY损失值远高于住宅CO急性中毒所引起的DALY损失值。其次,二手烟雾及氡也是室内住宅环境中普遍的重要空气污染物,但其暴露人群仅限少数家庭中。
        无论是IND法还是ID法,该评估方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定暴露浓度范围内,线性或近线性的无阈值下的疾病发病率分析模型。两种算法皆认为所评估的室内空气污染物均不存在阈值,因此研究结果可能会低估某些室内空气污染物的DALY。DALY的估计值也受到数据的不确定性的影响。二手烟的慢性健康效应分析中,影响DALY损失值最重要的污染物是PM2.5和丙烯醛。有研究表明,平均而言,室内存在一名吸烟者,相较于无烟家庭而言,这两种污染物的浓度会翻倍,其所导致的DALY损失值也会随之翻倍[15]。二手烟雾中充分混合的各种化学物的毒性应当远高于研究中有限的组分分析,而文献中所报道的二手烟的健康终点估计的DALY损失值处于95%CI的下限值,这表明基于组分分析的研究方法可能低估二手烟所致DALY损失值。另一方面,阈值效应的存在明显会减少甲醛癌症风险和丙烯晴非癌症风险的实际健康效应。WHO的甲醛阈值为12 μg/m3,德国研究机构的阈值为120 μg/m3,与无阈值效应模型相比,两者的阈值会导致所估计的损失的DALY分别降低32%、87%。阈值越高,甲醛的健康效应降低越明显[16]

三、全球疾病负担的室内固体燃料及氡评估  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lobal Burden of Disease,GBD)项目于20世纪90年代初由世界银行发起的,首次系统全面地评估全球健康问题。其后,WHO加入GBD项目,并在1998年创立相关部门。从1990年至今,全球疾病负担研究项目经历了四次全面更新,分别于1990、2010、2013、2015年柳叶刀杂志上公开各因素所致的全球疾病负担DALY值。
        全球疾病负担评估方法以GBD 2010研究方法—比较风险评估(comparative risk assessment,CRA)为基础,此后不断完善优化。GBD 2010研究开始于1997年,由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效应研究所承办,全球50个国家300多所研究机构共同参与完成。该研究分地区、性别、年龄评估了21个地区67种危险因素,291种疾病和伤害的疾病负担,1 160种疾病结局。空气污染所致疾病负担仅是其中危险因素的一部分,包括PM2.5、住宅固体燃料所致空气污染、臭氧污染以及氡。GBD 2015项目研究中全球疾病负担评估包括效应估计、暴露估计、贝叶斯Meta回归分析、理论最小暴露危险水平及人群归因百分比估计等步骤。
        效应估计主要是确定危险因素与健康结局,且受到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的数据分类标准中选用的确定性数据和可能性数据的影响。确定性数据具备暴露与疾病之间的强关联一致性,前瞻性观察性研究时间足够长、随机对照实验样本量充足,生物学合理等特点。可能性数据虽暴露与疾病之间关联一致性较强,生物学合理,但缺乏足够的时间周期和样本量的流行病学数据支持。危险因素与健康结局的因果关联则由现有的随机对照试验、队列研究及病例对照研究证实。
        暴露估计来源于各个国家发布的相关文献资料以及国家资源数据库,包括人口普查数据、死亡监测数据、疾病的病程、患病、发病、缓解情况等。空气污染的暴露数据资料则是由WHO空气污染城市数据库以及6 003个卫星估计地表测量数据所提供,将化学运输模型及多卫星获取的气溶胶光学深度数据结合起来,最终得出相关空气污染物质的平均暴露值[17]
        理论最小暴露危险水平,即认为某污染物在理论上存在一定的暴露风险。通过获取其在暴露人群中最小的暴露风险,可以计算出人群中最大归因疾病负担的暴露值。理论最小暴露危险水平资料来源于病例对照研究、危险因素在不同暴露水平下的相对危险度、基于零暴露或最低观察暴露水平的队列研究中。对于某个特定的危险因素,其理论最小暴露危险水平会因年龄、性别以及地理位置的差别而存在区别。
        人群归因危险百分比的计算根据危险因素暴露资料类型而定。危险因素的暴露资料一般分为二分类资料、多分类资料以及连续型资料[18]

公式(1)和公式(2)分别是针对连续型资料和分类资料的人群归因危险度计算公式。
        PAFjoasgt为某年龄组、某性别、某地区、某年的危险因素j所致疾病o的人群归因危险百分比;RRjoasgx)为某年龄组、某性别、某地区、某疾病下的危险因素在最低观察暴露水平至最大值暴露水平之间暴露水平函数下的RR值;Pjasgtx)为某年龄组、某性别、某地区、某年的危险人群的患病率;TMRELjas为某年龄组、某性别的某危险因素的理论最小风险暴露水平。计算某地区某年代危险因素归因的疾病负担按年龄和性别分组,分别计算危险因素相对应的疾病负担,最后相加得出该危险因素总的疾病负担值,如高血压引起的各种疾病结局的归因疾病负担相加得到总的危险因素归因疾病负担。
        根据GBD历年公布的全球疾病负担结果来看[19,20,21],空气污染危险因素中,PM2.5为首要污染物,并且呈现上升趋势;住宅固体燃料为次要污染物,2010年所致疾病负担为首位,其后有所下降,但呈现上升趋势;臭氧以及氡所致疾病负担相对较小,且呈波动式起伏。具体数值详见表2。以GBD 2015研究结果来看[21],相较于2005年,归因于住宅空气污染所致的死亡例数(95%CI)下降13%(9.3%~17%),达到2 900万人(2 200万人~3 600万人);归因疾病负担(95%CI)下降20.3%(16.6%~24.5%),达到8.56×108 (6.67×108~1.06×109) DALYs。年龄标准化归因死亡率和DALYs均有大幅度下降。以DALY为评价指标,室内空气污染于GBD 1990项目中位于危险因子第4位,2005年降至第7位,2015年降至第8位。
表2GBD归因于空气污染的伤残调整寿命年(/10万)
全球疾病负担研究采用比较风险评估的方法评估环境职业危险因素、行为危险因素以及代谢性危险因素等所致的DALY及其95%CI。环境职业危险因素包括水资源以及环境卫生、空气污染、职业暴露等,行为危险因素包括吸烟、饮酒、性虐待、暴力等,代谢性危险因素包括高总胆固醇、高空腹血糖、高收缩压、低骨密度、高BMI等。关于空气污染物的评估方法,目前GBD仅仅关注于PM2.5、臭氧、住宅固体燃料以及氡四类物质,且室内空气污染物仅关注住宅室内固体燃料以及氡,尚缺乏其他室内空气污染物的研究数据。GBD 2015评估各种来源(室外大气污染、室内空气污染、二手烟、烟草等)的PM2.5相对风险,并使用暴露反应曲线来反映[22],但未考虑各危险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GBD研究把室内空气污染当做单一风险因素进行评估,因此很可能低估室内空气污染的疾病负担。同时由于室内空气污染与室外大气联合作用的存在,也存在高估室内空气污染的疾病负担的可能性。对于缺乏充分因果关联的危险因素-结局配子,存在一定程度的报告偏倚。

四、我国室内空气污染所导致人群疾病负担研究现况  目前,我国室内空气污染疾病负担的研究主要围绕全球疾病负担项目,采用GBD 2013研究方法,总结了我国归因于室内固体燃料燃烧所致的空气污染的疾病负担。该类研究中人口学及流行病学信息、室内空气污染暴露数据、暴露与疾病间因果关联的相对危险度来源于全国疾病监测系统汇总数据和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死因登记报告系统县区级的监测数据、人群调查和普查数据、系统综述以及Meta分析[19]。该研究结果表明,2013年,我国归因于室内空气污染的死亡人数达80.7万,其中男性达44.3万,女性达36.4万;归因于室内空气污染的DALY达1 536.1万人年;归因于室内空气污染的年龄标化DALY率达1 090.3/10万。与1990年相比,2013年除重庆市、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归因死亡人数有所上升,我国其余地区归因于室内空气污染的死亡数、DALY、年龄标化DALY率均有所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为上海;不同年龄组归因于室内空气污染的死亡数、DALY、年龄标化DALY率均有所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为5岁以下年龄组[23]
        综上,本文主要介绍了欧美等西方国家三个典型的室内空气污染疾病负担的评估方法,即EBoDE项目、美国住宅空气污染物慢性健康影响评估以及全球疾病负担中室内固体燃料及氡的评估。目前,我国室内空气污染研究主要涉及污染源控制、建筑相关综合征、建筑内环境空气质量的数学模拟预测技术、空气净化技术研究、建筑内环境污染的预防控制技术等方面,较少涉及室内污染物与居民健康效应的关系,尤其是室内空气污染物对人群DALY的影响。随着我国的"装修热"现象,室内空气污染的污染源不少与建筑选材和室内装饰装修过程中暴露于挥发性有机物气体有关。我国住宅有机物污染严重,有研究列出室内常见挥发性有机物的种类及其质量浓度范围[24]。我国对挥发性有机物的定性、定量测量主要是采用色谱仪或色谱和质谱联用仪进行,或使用以传感器技术为基础的各种测定仪。空气净化技术一般包括活性炭吸附、光化学氧化、植物净化以及等离子放电技术等。但目前我国对于室内空气污染物的暴露、暴露-效应关系并无明确的研究,大多数研究停留在基于短时间的暴露条件下,人体无明显不良反应阶段。这很难真实反映我国住宅居民对于室内空气污染物的真实暴露水平。
        随着人们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定量评估室内空气污染对于人群健康影响至关重要。目前,处于大数据时代下,自GBD项目开展以来,各国有关疾病负担的研究陆续开展[25],这些研究结果被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等用于制定公共决策当中,确定各国符合国情的卫生发展和资金投入的重要领域以及方向,确定优先控制的环境污染物,保护公众健康[20]
        我国应充分抓住现有的发展资源,关注我国室内空气污染,研究适合我国室内空气污染的评估方法体系,摸清我国室内环境的污染水平和人群疾病负担,建立基于疾病负担的室内空气污染物清单,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室内空气质量标准及体系,逐步建立基于人群疾病负担排序的室内污染控制的优先次序,从而为更好地保护人群健康提供参考和依据,早日实现"健康中国"。

参考文献
[1]环境保护部.中国人群暴露参数手册(成人卷)[M].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 2013.
[2]SchwartzJ. Air pollution and daily mortality: a review and meta analysis[J]. Environ Res, 1994,64(1):36-52. DOI: 10.1006/enrs.1994.1005.
[3]BruceN, Perez-PadillaR, AlbalakR. Indoor air pollu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major environmental and public health challenge[J]. Bull World Health Organ, 2000,78(9):1078-1092.
[4]SundellJ.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indoor air science, focusing on the last 50 years[J]. Indoor Air, 2017,27(4):708-724. DOI: 10.1111/ina.12368.
[5]BierstekerK, DE GraafH, NASSCA. Indoor air pollution in rotterdam homes[J]. Air Water Pollut, 1965,9:343-350.
[6]郭红艳,王百田.生物能源(农业残留物)利用问题探讨[J].水土保持应用技术,2007,2:16-17. DOI: 10.3969/j.issn.1673-5366.2007.02.007.
[7]SmithKR, MehtaS. The burden of disease from indoor air pollu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omparison of estimates[J]. Int J Hyg Environ Health, 2003,206(4-5):279-289. DOI: 10.1078/1438-4639-00224.
[8]李荣江.我国室内空气污染及控制进展[J].环境与健康杂志,2001,18(6):407-408.
[9]徐东群,崔九思.室内空气污染卫生监督管理研究进展[J].中国环境卫生,2000,3(1):4-7.
[10]H?nninenO, KnolAB, JantunenM, et al. Environmental burden of disease in Europe: assessing nine risk factors in six countries[J]. Environ Health Perspect, 2014,122(5):439-446. DOI: 10.1289/ehp.1206154.
[11]KlepeisNE, NelsonWC, OttWR, et al. The National Human Activity Pattern Survey (NHAPS): a resource for assessing exposure to environmental pollutants[J]. J Expo Anal Environ Epidemiol, 2001,11(3):231-252. DOI: 10.1038/sj.jea.7500165.
[12]LogueJM, McKoneTE, ShermanMH, et al. Hazard assessment of chemical air contaminants measured in residences[J]. Indoor Air, 2011,21(2):92-109. DOI: 10.1111/j.1600-0668.2010.00683.x.
[13]HuijbregtsMA, RomboutsLJ, RagasAM, et al. Human-toxicological effect and damage factors of carcinogenic and noncarcinogenic chemicals for life cycle impact assessment[J]. Integr Environ Assess Manag, 2005,1(3):181-244.
[14]LogueJM, PricePN, ShermanMH, et al. A method to estimate the chronic health impact of air pollutants in U. S. residences[J]. Environ Health Perspect, 2012,120(2):216-222. DOI: 10.1289/ehp.1104035.
[15]NazaroffWW, SingerBC. Inhalation of hazardous air pollutants from environmental tobacco smoke in US residences[J]. J Expo Anal Environ Epidemiol, 2004,14Suppl 1:S71-77. DOI: 10.1038/sj.jea.7500361.
[16]SalthammerT, BahadirM. Occurrence, dynamics and reactions of organic pollutants in the indoor environment[J]. Clean Soil Air Water, 2009,37(6):417-435. DOI: 10.1002/clen.200900015.
[17]BrauerM, FreedmanG, FrostadJ, et al. Ambient air pollution exposure estimation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2013[J]. Environ Sci Technol, 2016,50(1):79-88. DOI: 10.1021/acs.est.5b03709.
[18]RodgersA, EzzatiM, Vander HoornS, et al. Distribution of major health risks: findings from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J]. PloS Med, 2004, 1(1):44-55. DOI: 10.1371/journal.pmed.0010027.
[19]LimSS, VosT, FlaxmanAD, et al. A comparative risk assessment of burden of disease and injury attributable to 67 risk factors and risk factor clusters in 21 regions, 1990-2010: 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0[J]. Lancet, 2012,380(9859):2224-2260. DOI: 10.1016/S0140-6736(12)61766-8.
[20]ForouzanfarMH, AlexanderL, AndersonHR, et al.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comparative risk assessment of 79 behavioural, environmental and occupational, and metabolic risks or clusters of risks in 188 countries, 1990-2013: 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3[J]. Lancet, 2015,386(10010):2287-2323. DOI: 10.1016/S0140-6736(15)00128-2.
[21]ForouzanfarMH, AfshinA, AlexanderLT, et al.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comparative risk assessment of 79 behavioural, environmental and occupational, and metabolic risks or clusters of risks, 1990-2015: 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5[J]. Lancet, 2016,388(10053):1659-1724. DOI: 10.1016/S0140-6736(16)31679-8.
[22]PopeCA, BurnettRT, TurnerMC, et al. Lung cancer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mortality associated with ambient air pollution and cigarette smoke: shape of the exposure-response relationships[J]. Environ Health Perspect, 2011,119(11):1616-1621. DOI: 10.1289/ehp.1103639.
[23]殷鹏,蔡玥,刘江美,等. 1990与2013年中国归因于室内空气污染的疾病负担分析[J].中华预防医学杂志,2017,51(1):53-57. DOI: 10.3760/cma.j.issn.0253-9624.2017.01.011.
[24]周中平,赵寿堂,朱立,等.室内污染检测与控制[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2:332-379.
[25]于石成,肖革新.全球疾病负担研究—大数据分析应用实例[J].医学信息学杂志,2013,34(9):12-16. DOI: 10.3969/j.issn.1673-6036.2013.09.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