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2017年05期 诊断切点的改变对中国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患病率的影响    PDF     文章点击量:1091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2017年05期
中华医学会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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扈学俸 韩笑然 杨祖耀 胡永华 唐金陵
HuXuefeng,HanXiaoran,YangZuyao,HuYonghua,TangJinling
诊断切点的改变对中国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患病率的影响
The impact of broadened diagnostic criteria on the prevalence of hypertension, hyperlipidemia and diabetes mellitus in China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2017,51(5)
http://dx.doi.org/10.3760/cma.j.issn.0253-9624.2017.0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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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日期: 2016-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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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切点的改变对中国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患病率的影响
扈学俸 韩笑然 杨祖耀 胡永华 唐金陵     
扈学俸 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生物学系
韩笑然 999077 香港中文大学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
杨祖耀 999077 香港中文大学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
胡永华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唐金陵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深圳卫生风险分析重点实验室
摘要: 目的  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是可能引起心血管疾病并最终导致死亡的三种常见慢性病。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患者人数激增且尚无减缓的趋势,有关危险因素上升是重要原因,但由于在此过程中诊断切点下调过,危险因素上升可能不是患病率上升的唯一解释。本研究旨在估计诊断标准变化对这些疾病患病率影响的大小。方法  利用2002和2009年具有中国代表性的成年人健康调查数据(分别包括145 254和8 813名调查对象),根据2000年前后新、旧两种诊断标准["新、旧"切点:高血压:140/90和160/95 mmHg(1 mmHg=0.133 kPa);高血脂:5.7和6.2 mmol/L;高血糖:7.0和7.8 mmol/L],分别估计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患病率及其他相关指标,以及诊断切点改变对它们的影响。并使用2000年全国普查人口的年龄、性别和城乡分布进行标化,估计诊断切点改变对全国患病率的影响,并对不同年份的患病率进行比较。结果  根据"旧标准",2002年我国成年人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的标化患病率分别为8.21%、1.71%和1.43%,"新标准"下分别为19.18%、3.53%和2.66%;根据"旧标准",2009年三种疾病的患病率分别为11.89%、9.34%和4.29%,"新标准"下分别为24.78%、18.36%和6.55%。由于采纳新的诊断标准,2002年三种疾病的总患病人次数增加了124%,2009年增加了95%。初步估计,从2002到2009年,因诊断标准改变导致全国增加的总患病人次数高达3.59亿。如果这三种疾病全部得到治疗,每年新增的药物费用总计2 710亿,占2010年政府卫生总投入4 800亿的56%。结论  中国约50%的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患病率可归因于诊断切点的降低。西方国家的诊断标准不一定直接适用于中国的实际,因诊断标准修订所引起的慢性病负担的"增加"应引起决策者和指南制定者的重视。在确定治疗切点时,除了治疗的效果、不良反应及费用之外,还应考虑现有资源的多寡以及患者的需要和价值观。
关键词 :高血压;血脂异常;高血糖症;患病率;过度诊断
The impact of broadened diagnostic criteria on the prevalence of hypertension, hyperlipidemia and diabetes mellitus in China
HuXuefeng,HanXiaoran,YangZuyao,HuYonghua,TangJinling     
Division of Epidemiology, JC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nd Primary Ca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999077,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Tang Jinling, Email: jltang@cuhk.edu.hk
Abstract:Objective  The burden of chronic disease has been continuously increasing in China since the early 1980s. Besides the worsening of risk factors, the change in diagnostic criteria is very likely an important explanation for the increase in the prevalence of hypertension, hyperlipidemia and diabetes mellitus, three commonest, major chronic conditions that can lead to major vascular events and deaths. This study aims to estimate the contribution of changes in diagnostic criteria to the increase in the prevalence of the three conditions in China.Methods  The data from two representative nation-wide surveys in China in 2002 and 2009, with 145 254 and 8 813 adults included respectively, were used to estimate the prevalence rate of the three conditions and the proportion attributable to the change in diagnostic criteria around year 2000. The new and old cutoff values for hypertension, hyperlipidemia, and hyperglycemia were 140/90 and 160/95 mmHg (1 mmHg=0.133 kPa), 5.7 and 6.2 mmol/L, and 7.0 and 7.8 mmol/L, respectively. The prevalence was standardized according to the distribution of age, sex and rural-urban residence of the 2000 national census of the country so as to compare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diagnostic criteria and project the situation for the entire country.Results  The standardized prevalence of hypertension, hyperlipidemia, and diabetes mellitus for the entire Chinese adult population in 2002 was 8.21%, 1.71% and 1.43% according to the immediate previous diagnostic criteria, and 19.18%, 3.53% and 2.66% according to the new criteria. In 2009, the prevalence was 11.89%, 9.34% and 4.29% according to the old criteria, and 24.78%, 18.36% and 6.55% according to the new criteria. The total cumulative prevalence of the three conditions was increased by 124% in 2002 and 95% in 2009 as a result of change in diagnostic criteria. Put it differently, the change in diagnostic criteria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the three conditions from 2002 to 2009 by approximately 359 million and could increase the annual drug costs by some 271 billion RMB if all the conditions are treated. The drug costs alone of treating all the three conditions could consume 56% of the total health budget of the Government in 2010.Conclusion  About half of the number of the three conditions is a result of the change in diagnostic criteria. These criteria were adopted from western populations, which are designed to meet the population need and suit healthcare resources available in these countries. It is important for China to consider the resources available and needs and values of the popul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benefits, harms and costs of treatment in determining the cutoff values for defining these conditions for drug interventions.
Key words :Hypertension;Dyslipidemias;Hyperglycemia;Prevalence;Over-diagnosis
全文

自20世纪中叶起,传染病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继之而来的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持续攀升,癌症和心血管疾病已成为人类死亡的主要病因。有人曾预言,未来慢性病在中国将呈"井喷式"爆发。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成年人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患者总数增加了2~3倍,已达数亿之多,上升势头似乎还没有明显减弱的迹象[1]。疾病标准的改变和测量方法的进步,是这一趋势的重要原因之一[2]
        很明显,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的上升是与有关危险因素水平持续上升有关。过去几十年,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过量饮食和大量的动物食品,以及吸烟、酗酒、缺乏运动等不良生活方式,慢性疾病患病率继续上升是必然的结果。然而,有关危险因素的增加,似乎不能完全解释近几十年世界范围内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等常见慢性疾病患病率急剧上升的现象,尤其在西方国家,这些疾病患病率的上升并没有引起冠心病和脑卒中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大幅攀升。例如,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冠心病和脑卒中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一致呈下降趋势[3,4]。与此相悖的是,在2000年左右,美国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患病率却大幅攀升。有研究发现,诊断标准改变是引起2000年后美国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患病率大幅攀升的一个重要原因[5]。与此类似,中国2000年以后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患病率也曾急剧上升,然而冠心病和脑卒中的发病和死亡却没有相应地大幅上升,最新的研究显示其标化死亡率甚至是下降的[6]
        由于2000年前后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的诊断切点曾经下调过,因此,一个合理的推测是,2000年以后我国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患病率的大幅上升有一部分是由于诊断标准的改变造成的。本研究利用2002和2009年两项有全国代表性的健康调查数据,分析2000年前后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诊断标准的变化所引起的有关疾病患病率增加的程度。

资料与方法  

一、资料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组织完成的"中国居民2002年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以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和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人口中心合作完成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中2009年的数据。

1.中国居民2002年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  该调查是我国首次进行的营养与健康综合性调查,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设计和实施[7]。调查按经济发展水平及类型将中国各县(市、区)划分为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四类农村地区,共6类地区。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在内地31个省份共抽取7 971户,调查对象共计243 479名(城市68 656名、农村174 823名)。该调查包括问卷调查、医学体检、实验室检测和膳食调查四个部分,其中血压测量153 259名,血脂测定94 996名,血红蛋白测定21 1726名,血糖测定98 509名。本研究选取受访者中15岁及以上并有血压测量数据者,共计145 254名:其中城市居民48 965名,有完整实验室检查数据者51 192名。

2.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  该调查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美国北卡大学人口中心联合设计和实施的系列调查[8]。该研究同样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的抽样方法,于1989年在我国9个省份共抽取了约4 400个家庭的19 000名调查对象作为初始研究队列,并分别在1991、1993、1997、2000、2004、2006、2009和2011年进行了8次随访。调查由问卷调查、医学体检和膳食调查3个部分组成。2009年调查是迄今唯一一次有实验室检验数据的调查(如血脂和血糖)。因此,本研究选取2009年调查受访者中15岁及以上并有医学检验数据者,共计8 813名,其中城市居民2 907名。

二、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的定义  国际上建议的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的诊断标准曾经历过重要的修订,国际指南推荐药物治疗的最低血压、血脂和血糖的阈值都曾下调[9,10,11,12,13,14]。本研究采用了在时间上与2000年最接近的诊断标准(表1),同时也是中国居民2002年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使用的标准,以便将本研究的结果和该调查的结果进行比较,并估计中国的患病情况。本研究提到的"新标准"系指2000年前后的标准,不是目前最新的标准。其实,在我国最新的诊断标准里,血压和血糖的诊断切点维持未变。虽然1997年之后(如2007、2016年)发布的《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将TC升高的定义从≥5.7 mmol/L上调为≥6.2 mmol/L,但这并不影响本研究对1997年诊断阈值下调导致的患病率和人数的估计。另外,准确地说,高血脂应该叫做血脂异常,包括血清中TC、LDL-C、TG增高和/或HDL-C降低。本研究中的高血脂仅指TC升高,因此我们估计的高胆固醇患病率会低于血脂异常患病率。

表1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诊断阈值的相关标准
对于两次调查中已诊断为患病并正在服药的患者,在"新、旧"标准下的患病诊断的判断如下:(1)由于两次调查均已经采用了"新标准",无论调查时患者的指标水平如何,均判定为"新标准"下患病;(2)对于"旧标准"下的诊断,将患者治疗后的指标水平(即调查时的血压、血脂)进行调整,并将调整后的水平与"旧标准"比较,如果高于"旧标准",则确定为"旧标准"下患病。调整方法如下:血压:治疗前收缩压=治疗后收缩压+15 mmHg(1 mmHg=0.133 kPa)[15];血脂:治疗前TC= (治疗后TC+0.296)/(1-0.238)[16];对血糖没有进行调整,因为没有发现相应的调整公式,其结果可能会轻度高估由于改变诊断标准所引起的高血糖新增病例数。
        此外,本研究还估计了总患病人次数,计算了三种疾病累积总患病率及其相关指标。例如,如果一个人同时具有三种疾病,该患者对分子的贡献是3,而不是1。这里的人次数不是一个人反复被诊断出同一疾病的次数,而是同时被诊断出不同疾病(每种疾病一次)的总个数。这样表达的率主要用来反映三种疾病的综合情况,体现医疗卫生服务需要应对的总人次数和相关费用。假如,对只有一项指标升高的患者的干预只需要一份资源,那么对一个三项指标都高的患者将需要对三种疾病干预的资源,将每种疾病的患病例数直接相加得到的人次数,反映的就是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对医疗卫生服务资源的需要总量。

三、估计诊断标准改变对患病率的影响  本研究将利用前述2002和2009年的人群调查数据,以及1997—2001年三种疾病诊治标准的最新建议(表1),分别估计在"新、旧"诊断标准下三种慢性病在2002和2009年患病率,并依此分别推算由于改变诊断切点而引起的患病率增加的比例。

1.患病率:  患病率指未经全国人口标化的患病率指标,即调查中的原始患病率。现以高血脂为例,图1展示了这一部分分析需要的基本数据及其意义。如图1所示,实线和虚线分别代表2002及2009年中国人群血脂的相对频数分布。相对频数等于处于某血脂水平的人数除以总人数,两个人群需分别计算,而且一条曲线下的总面积为1,代表对应调查的总人数。在血脂某切点以上的所有相对频数的总和就等于采用此切点定义高血脂时的患病率。

图1中国人群2002与2009年血浆TC水平的分布与"新、旧标准"下患病率示意图
假设"旧标准"下2002年的患病率为a,"新标准"下2002年的患病率为a+b;"旧标准"下2009年患病率为a+c,"新标准"下2009年患病率为a+b+c+d。在2002年"旧标准"下患病率与2009年"新标准"下患病率的差别中,由于诊断标准变化所引起的患病率增加的比例为(b+d)/(b+c+d),其中b+c+d为患病率增加的总值,b+d为"新标准"变化导致的患病率的增加部分。需要指出的是,其中d部分的患病率增加是由诊断标准变化和危险因素升高共同作用造成的,但是如果不采用"新标准",危险因素增加所引起的增加部分的患病率也不会存在,因此,d也是由于诊断标准变化引起的新增患病率。

2.诊断切点改变对患病率的影响:  继而假设:(1)2002年"旧标准"下的患病率P2?old=a;(2)2002年"新标准"下的患病率P2?new=(a+b);(3)2009年"旧标准"下的患病率P9?old=(a+c);(4)2009年"新标准"下的患病率P9?new=(a+b+c+d)。由此可以估计诊断切点改变对患病率影响的大小;(5)诊断标准变化导致2002年患病率升高的比例= (P2?new-P2?old)/P2?old=b/a;(6)诊断标准变化导致2002年新增患病率占总患病率的比例= (P2?new-P2?old)/P2?new=b/(a+b);(7)诊断标准变化导致2009年患病率升高的比例= (P9?new-P9?old)/P9?old=(b+d)/(a+c);(8)诊断标准变化导致2009年新增患病率占总患病率的比例= (P9?new-P9?old)/P9?new=(b+d)/(a+b+c+d);(9)诊断标准变化引起2002—2009年新增患病率升高的比例= (P9?new-P9?old)/(P9?new-P2?old)=b+d)/(b+c+d)。下文基于标化患病率估计诊断切点改变对患病率的影响,计算原理相同。

3.标化患病率:  首先估算"新、旧"诊断标准下两次调查人群中可诊断为患病的总人数及其城乡、性别和年龄的分布。由于两次调查的城乡、性别和年龄分布明显不同,而且均与全国人口的实际分布存在差别,两次调查的患病率不能反映在我国实际人群中的患病情况,也不能直接进行比较。因此,按照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城乡、性别和年龄分布[17],将两次调查的患病率分别进行标化,并以标化后的患病率进行比较和计算"新标准"造成的患病负担的增加值。如上所述,我们也利用非标化的患病率估计了相应的结果,但由于用全国人口性别、年龄和城乡分布进行标化的患病率更能反映全国的情况,因此本文只报告了标化的结果。
        中国居民2002年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估计的高血压标化患病率计算方法如下。该调查属于分层抽样,整个调查样本分为六类地区,即六层。首先在每一类地区内,采用直接标化法,将调查实际年龄、性别高血压患病率与2000年人口普查对应的标准人口的年龄、性别构成比相乘,然后将所有乘积求和,得到每一类地区的调整后高血压总患病率。然后按照中国居民2002年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中6类地区实际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作为加权系数,将各地区经年龄、性别校正过的高血压患病率与加权系数相乘,再将所有乘积求和,即为全国高血压总患病率。其他患病率的计算与此相同。对于2009年调查数据,采用相同的方式编制权重,同时采用Stata复杂抽样调查数据模块,调整抽样比例对患病率估计的影响,计算标化患病率及置信区间[18]。但是,对于2009年调查数据,标化因素仅限于年龄、性别和城乡,因为该调查并未按六类地区分层抽样,其他方法同。

四、估计诊断标准改变对治疗费用的影响  此外,本研究还通过比较2002年的"旧标准"患病率和2009年的"新标准"患病率,进一步估计了从2002到2009年由于引进了新的诊治标准所增加的患者总数,以及治疗这些患者需要增加的总费用。计算中,假设符合诊断标准的所有三种疾病均接受治疗,治疗费用以2010年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治疗本类疾病药品费用中位数来估计:治疗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每人每天的平均药费分别为0.45、4.0和1.2元[19]
        其实,无论是2002年的数据还是2009年的数据,任何一次调查的数据就可以估计诊断标准变化增加患病率的比例。本研究使用了两个调查的数据,是基于以下两个理由:(1)2002和2009年的结果可以相互印证;(2)可以估计从2002到2009年增加的患病率有多少可以归因于诊断标准的改变。关于第二点,由于两个研究的可比性的问题,有关两个研究比较的结果属于初步探索。另外,由于费用估计的困难和不同年份的变化,有关费用的分析结果也只具有参考意义。
        所有统计和图表均采用Stata 12.0处理。

结果  

一、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  中国居民2002年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2009年数据及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城乡、性别和年龄分布如表2所示。2002与2009年的两次调查中慢性病主要危险因素的水平如表3所示。总的来看,两次调查的性别比例和吸烟者的比例相近,但2009年人群平均年龄相对较大,尤其是农村居民,而且各项危险因素水平也高于2002年水平。

表2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中国居民2002年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及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2009年数据中人口的城乡、性别和年龄分布(%)
表3中国居民2002年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和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2009年数据中的人群慢性病相关指标

二、诊断标准改变对患病率的影响  无论是2002年还是2009年,"新标准"下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的患病率都显著高于"旧标准"下的患病率(表4)。现以高血压为例说明问题。2002年"新标准"下患病率为19.18%,与"旧标准"下的8.21%相比增加了133.62%。2009年"新标准"下的高血压患病率为24.78%,与"旧标准"的11.89%比增加了108.41%。换言之,2002年和2009年诊断为高血压的患者中分别有57.19%和52.02%是由于诊治标准的修订所产生的病例。这些病例与有关危险因素的变化无关,完全是因为改变诊断标准而人为增加的病例。有关高血脂和高血糖的结果详见表4。作为初步的探索,无论采用哪种诊治标准,2009年三种疾病的患病率均高于2002年。以"新标准"为例,高血压患病率由19.18%上升至24.78%,高血脂的患病率由3.53%上升至18.36%,高血糖患病率由2.66%上升至6.55%。

表4采用不同标准时2002、2009年中国人群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标化患病率及患病例数变化情况
2009年"新标准"下高血压患病率为24.78%,比2002年"旧标准"下的患病率8.21%相比,增加了201.83%。在这个约2倍的增加中,77.79%是由于采用了新的高血压诊治标准引起的,只有22.21%是单纯由于危险因素升高造成的。也就是说,如果仍然采用"旧标准",2009年高血压的患病率只有11.89%。有关高血脂和高血糖的结果详见表4
        以上为标化患病率的结果,利用非标化患病率计算的结果是基本一致的,不再赘述。

三、诊断标准改变对全国总患病人次数及治疗费用的影响  如表4所示,从2002到2009年,由于诊治标准的改变,高血压患者增加了1.59亿,高血脂患者增加了1.54亿,高血糖患者增加了近4 600万。三者合计达到3.59亿人次(表5)。参照2010年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零售指导价格,以治疗同一疾病的各类药物的中位价格来推算,如果新增加的患病状况全部得到治疗,每年治疗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新增药物费用分别为261亿、2 248亿和201亿元人民币,三者总计2 710亿,占2010年政府卫生4 800亿总投入的56%[20],而且主要是治疗高血脂引起的。

表5采用不同标准时2002、2009年中国人群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标化患病率及患病总人次数变化情况

四、患病率的变化特征  比较2002与2009年的结果,我国居民这三种慢性病患病率上升方面有两个值得引起注意的特征:(1)高血脂和高血糖的患病率相对增长远远大于高血压。从2002到2009年,"新标准"下高血压患病率增加了29%,而高血糖和高血脂的患病率则分别增加了146%和420%。(2)农村居民患病率的增长超过城市居民。2002年调查时城市和农村居民三种疾病患病率差距很大,2009年城市农村居民三种疾病的患病率已趋于相同。

讨论  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是心血管病发病和死亡的主要可控危险因素,可以通过生活方式干预和药物治疗有效地进行控制。然而,血压、血脂和血糖都是连续的生物学指标[21,22],而且它们和心血管病事件的风险呈线性相关,剂量-效应曲线上不存在明显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拐点,因此没有客观的固定的切点可以用来定义这些疾病[23,24]。任何用来定义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的切点都是人为的取舍,取决于不治疗时心血管事件风险的大小和治疗效果的大小,也受制于资源的多寡和人们的支付意愿[21,22,25]。因此,在定义或改变它们的切点时,必须同时考虑对疾病负担和有关费用的潜在影响。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些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切点是持续下移的。2000年前后国际上对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的诊断标准均进行了修订。比如,1999年国际上把"确诊高血压"的切点由160/95 mmHg降低到140/90 mmHg,而此前140/90~160/95 mmHg则被视为"临界高血压"或称轻度高血压,一般不需要药物治疗。由于切点的下移,即使其他条件维持不变,患者数也会立即急剧增加。
        我国曾进行过多次高血压患病调查。1979—1980年和1991年的高血压调查结果显示,≥160/95 mmHg的"确诊高血压"患病率分别为4.67%和6.6%;"临界高血压"患病率分别为2.88%和7.0%[26,27]。2002年全国居民营养状况调查以新建议的140/90 mmHg作为确诊高血压的诊断切点,患病率为19.18%。如果不管诊断标准的变化,"确诊高血压"的患病率从1980到1991年上升了41%,从1991到2002又上升了191%。但本研究结果显示,在2002年根据"新"的诊断切点诊断的高血压患者中有57%是由于改变诊断切点导致的,否则,如果仍然按照"旧"的诊断切点进行估计,2002年的高血压患病率只有8.21%,从1991到2002年≥160/95 mmHg的"确诊高血压"的患病只增加了24%,低于1980—1991年期间41%的增长。同理,诊断切点下移也使2002年高血脂和高血糖的患病例数比使用旧诊断切点所诊断的患病例数增加了1倍。
        在西方国家,诊断标准的放宽引起了同样的问题。有研究估计,由于2000年前后三种疾病诊断标准的放宽,在美国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患者分别增加了35%、86%和14%[5]。在英国,采用"新标准"后,90%以上的50岁以上的人都变成了高血压或高血脂患者[28]。在西方国家,放宽诊断标准所增加的患者比例远远小于我国,这一点尤其应引起我国决策和指南制定者的注意。
        此外,当时的指南还规定了高血压前期(130/85~139/89 mmHg)、血脂边缘升高(5.2~5.7 mmol/L)和血糖边缘升高(6.1~<7.0 mmol/L)[10,12,14]。按照目前这三个指标分布情况进行估计,我国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前期患者合计约高达3.4亿人次。加上前述三种患病状况的累积总人次数的4.8亿,总人次数高达8.2亿。鉴于我国居民三个指标水平还有可能持续上升,尚未达到欧美人群危险因素水平开始下降前的高点,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患者及其前期的患者,尤其是高血脂和高血糖患者数,将来还有可能进一步增加的趋势。而且,本研究没有考虑同种疾病由于不同诊断方法的不重叠而引起总患病的进一步增加。中国一项对98 658名成年人的研究显示,糖耐量受损的患病率为8.3%。但是,按照美国糖尿病协会2010年指南的建议,达到空腹血糖诊断标准的患病率为27.2%,达到糖化血红蛋白(HbA1c)诊断标准的患者为35.4%。由于这些标准的不完全重叠,糖尿病前期患者总数达50.1%,相当于4.934亿中国成年人[29]。在此问题上,血脂的测量指标更多,引起的问题尚待研究。
        在本研究中,由于2009年调查的代表性低于2002年营养调查与健康情况,因此定量的结果可能不十分准确,但是定性的结论是肯定的,也与我国其他研究一致。但无论如何,本研究的结果所揭示的在同一次调查中改变诊断切点引起的患病数的增加,是肯定的,也是显著的。本研究估计的2002年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患病率与全国营养调查的报告存在微小的差别,可能主要是因为后者的标化时没有包括性别,而且也没有对服药患者的血压和血脂进行调整。另外,关于费用的分析,本研究采取了最简单的方式,只纳入了直接的药物费用,不是一个全面的经济学评价,而且药物价格是变化的,因此有关结果只是粗略的估计。高血压、高血糖尤其是高血脂的实际治疗比例远远低于100%,因此实际药物花费会远远低于2 710亿的估计。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本研究采用的是2000年普查人口作为标准人口,鉴于2000至2015年我国人口在持续增长,人口老龄化趋势更加明显,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患者继续增加,治疗率不断提高,因此,治疗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的药物费用不容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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